我國史籍中常有“茶能醒酒”的記載，這里的“酲”，或許是醒之誤。所謂《秦子》，是孫吳時秦菁撰寫的作品；顧彥先是顧榮的字，吳郡吳縣人，仕吳為籄e門侍郎，太子輔義都尉。吳亡，又仕晉，歷任尚書郎、太子中舍人等職。在晉惠帝時，因見皇族紛爭，常常醉酒不肯問事，上面所說的“醉人何用也？”可能就是指這時的心境。這條史料，不但可以作為三國時江南飲茶的旁證，而且也有力說明，西晉的短暫統(tǒng)一，特別是南方士族和商人到北方去為官與經(jīng)商，對中原地區(qū)的飲茶，也是一個很大的促進。但是，這不是說北方飲茶就是從晉開始的。事實上，我們從曹魏張揖著作中有關(guān)茶字的介紹，如《埤倉》荼作，《雜字》荈，茗之別名；《廣雅》荊巴間采荼作餅，飲醒酒，令人不眠。這三部字書一部比一部不同，從這點上說，我們認為在三國時中原即存在個別或偶然的飲茶情況，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。
如果說漢代茶的傳播主要還只顯于荊楚或長江中游的話，那么，三國和兩晉時，江南和浙江沿海的我國東部地區(qū)，茶葉的飲用和生產(chǎn)也逐漸傳播開來了。先說三國的史實。據(jù)《三國志·吳書》記載：孫“皓每饗宴，無不竟日。坐席無能否，率以其升為限。……曜素飲酒不過二升，初見禮異時，常為裁減，或密賜茶荈以當酒。”孫皓是三國時吳國的末帝，接位前為烏程（今浙江湖州）侯，此內(nèi)容當記述的是永安三年（260年）以后的事情。因為其接位之初，效法孫權(quán)一度曾把京城遷至武昌，以圖抗衡和進攻中原，但第二年便遷回建業(yè)（今南京），并漸漸變成為驕縱殘忍的一個暴君。
韋曜原名韋昭（陳壽寫《三國志》時避司馬昭諱而改），字弘嗣，稱陽（今江蘇丹陽）人，博學淵文，皓命之為侍中，領(lǐng)國史；后因不肯按皓意為父寫本紀被誅。上引“密賜茶荈以當酒”的故事，表明三國后期至少在江東吳國的統(tǒng)治階級中間，已開始流行飲茶。因為孫皓“密賜”，說明宮廷中已備有茶葉供用；二是韋昭能喝下多升茶水，說明他也已經(jīng)有嗜茶習慣，要不然他當可要求密賜他汁水來當酒。這里尤值得一提的是，孫皓、韋昭都是地地道道的下江人。關(guān)于三國時吳下已遍飲茶的情況，我們還可從《秦子》這段記載來得到說明。稱“顧彥先曰，有味如臛，飲而不醉；無味如茶，而酲焉，醉人何用也？！”“臛”指肉湯，“酲”指醉后神志不清。茶也是“飲而不醉”的。
不過，關(guān)于中原最早的可靠飲茶記載，竟還是先見于西晉左思《嬌女詩》。左思字太沖，其國臨淄（今淄博）人，是西晉著名的文學家?！秼膳姟饭玻担毒?，這里不妨將陸羽《茶經(jīng)》節(jié)錄的12句轉(zhuǎn)抄如下：“吾家有嬌女，皎皎其白皙。小字為其素，口齒自清歷。有姐字惠芳，眉目燦如畫。馳騖翔園林，果下皆生摘。貪華風雨中，倏忽數(shù)百適心為茶荈劇，吹噓對鼎。”陸羽不虧為文學大家。選輯上引幾句，就將左思這首長詩準確、形象和生動地節(jié)縮了出來。其與茶有關(guān)的，只是“心為茶荈劇，吹噓對鼎”二句。這二句，把左思二個嬌女用嘴吹爐急等茶吃的情景，活畫出來?；蛟S有人會說，西晉尚茶的官員也不止左思。確實如此，如為左思《蜀都賦》提供“岷邛”情況的著作郎張載，以及《晉書》提及的以“茶果”待客或作宴的陸納和桓溫，就都是當時飲茶和嗜茶的代表人物。但這些人都到過南方，唯左思少年時期閑居臨淄，后其妹左芬入宮移居京師，直到張方暴亂都邑時，才舉家離開洛陽適冀州，并不久病死冀州。這就是說，左思住家一直沒離開過北方，所以，《嬌女侍》中的茶事詩句，無疑是洛陽也是中原仕宦人家飲茶的最好鐵證。
三國吳和東晉均定都現(xiàn)在的南京，由于達官貴人特別是東晉北方士族的集結(jié)、移居，今蘇南和浙江的所謂江東一帶，在這一政治和經(jīng)濟背景下，作為茶業(yè)發(fā)展新區(qū)，其茶業(yè)和茶業(yè)文化在這一階段中，自然較之全國其他地區(qū)，也就明顯更快地發(fā)展了起來。首先從茶的飲用來看，如果說三國江東茶的飲用還主要流行于宮廷和望族之家的話，那么到東晉時，茶便成為建康和三吳地區(qū)的一般待客之物。如《世說新語》載，任育長晉室南渡以后，很不得志，一次他到建康，當時一些名士迎之石頭（位當于今南京江邊），“一見便覺有異，坐席竟下飲”，于是便問人稱：“此為荼為茗？”對于從中原初來江南標志了。另《晉中興書》載：“陸納為吳興太守時，衛(wèi)將軍謝安嘗欲詣納，納兄俶怪納無所備，不敢問之，乃私蓄十數(shù)人饌。安既至，納所設(shè)唯茶果而已，俶遂陳盛饌，珍羞畢具。及安去，納仗俶四十，稱：汝既不能光叔父，奈何穢吾素業(yè)？”《晉中興書》早佚，這條資料是陸羽《茶經(jīng)》所引，時間、地點和陸納與謝安的職務(wù)，與《晉書》所載有些牴牾?！稌x書》的記載是陸納在出任吳興太守前，歷官黃門侍郎、本州別駕、尚書吏部郎等職，為官比較清廉，“納至郡（湖州），不受俸祿。頃之，征拜左民尚書，領(lǐng)州大中正將應(yīng)召，外白宜裝幾船？納曰：‘私奴裝糧食來，無所復須也。’臨芨，止有被襆而已，其余并封以還官。遷太常，徙吏部尚書，加奉車都尉，衛(wèi)將軍。謝安嘗欲詣納”（以后與上引大致相同，從略）。
由晉書這段記載來看，陸納在湖州任職的時間不長，陸納與謝安相會，是在納回建康任職以后的事情，且這里的“衛(wèi)將軍”如作上述標點，就屬陸納的加封，與謝安無關(guān)，不能作為“衛(wèi)將軍謝安嘗欲詣納”。因為吳覺農(nóng)先生《茶經(jīng)述事》提出這一問題后，有人干脆就否定這條資料的真實，所以上面特地把《晉書》作一引正，肯定這則故事的核心——陸納視茶為“素業(yè)”，各書所記還是一致的。既然把茶已看成是一種“素業(yè)”，自然說明這時茶的飲用一定已相當普遍。在三國兩晉江南飲茶發(fā)展的同時，不難想見，其時當?shù)夭铇涞姆N植，當也有一個相應(yīng)的發(fā)展?？墒鞘诌z憾，現(xiàn)存的古籍中，我們還沒有找到這方面的直接記載，只能根據(jù)有關(guān)資料作些猜測。如南北朝宋·山謙之《吳興記》中載：“烏程溫山（今湖州郊區(qū)）出御荈。”吳覺農(nóng)先生研究，認為可能指的就是三國吳孫皓的“御茶園”中生產(chǎn)的茶。筆者對這條資料也作過考證，認為南朝時三興地區(qū)出“御荈”是有這種可能的。根據(jù)上述二種意見，我們不說溫山御荈就是三國孫皓時所用的茶葉，即以后一種“可能是劉宋時進御的”看法來說，如所周知，任何地方從開始種茶到進貢茶葉，都有一個發(fā)展過程，就這一事實，我們也可相當肯定，湖州包括現(xiàn)在江蘇宜興一帶的茶葉生產(chǎn)，至遲在兩晉時可能就有一定的發(fā)展。這一點，我們從晉杜育《荈賦》也可得到某種印證?！肚F賦》前四句為：“靈山惟岳，奇產(chǎn)所鐘；厥生荈草，彌谷被崗。”這首賦和荈草“彌谷被崗”的靈山是指什么地方？現(xiàn)在無從查考。不過，筆者從《宜興縣志》中偶而發(fā)現(xiàn)，這首詩和盧仝《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》、杜牧的《題茶山》等詩，都作為歌哦宜興或宜興人的作品，而收諸該志的“藝文”部。如果不是《宜興縣志》編纂搞錯，那么由這一線索也可證明，兩晉時在宜興的某些山嶺，植茶也相當興盛了。在三國兩晉江浙茶業(yè)有較大發(fā)展的同時，如東晉裴淵《廣州記》所載：“酉縣出皋盧，茗之別名，葉大而澀，南人以為飲”茶在我國南部沿海也獲得了一定的發(fā)展。
在早期，我國兩廣地區(qū)，茶和皋盧是相通的。如劉宋時《南越志》也載：“茗，苦澀，亦謂之過羅。”這里應(yīng)特別指出，在這一時期里，茶在我國中部和南部沿海雖然獲得了某些發(fā)展，但是，當時我國茶葉生產(chǎn)和技術(shù)的中心，還是在荊巴和西蜀。如西晉張載的《登成都樓》詩吟：“芳茶冠六清，溢味播九區(qū)”；以及孫楚的《出歌》句：“白鹽出河東，美豉出魯淵，姜桂茶荈出巴蜀”③，反映的就是這種情況。至于制茶技術(shù)上，如張揖《廣雅》所載：“荊巴間采茶作餅，成以米膏出之。”這也是我們現(xiàn)在能見的茶的最早加工記載?！稄V雅》講制茶，為什么要以荊巴為例？無疑，這是因為它們有代表性。
這一點，從這時有關(guān)文獻中記及的茶葉產(chǎn)地也可看出。如《華陽國志》在《巴志》中提到“丹漆、茶、蜜”皆納貢；涪陵郡“惟出茶、丹漆、蜜臘”?！妒裰尽份d：“什邡縣，山出好茶”；“南安、武陽皆出名茶”。又《南中志》也載，夷縣“山出茶、蜜”等等，以上是巴蜀西晉以前產(chǎn)茶的情況。荊楚的情況，《荊州土地記》稱：“武陵縣通出茶，最好。”此外，再就是劉琨給其兄子劉演信中提到的“安州干茶”。稱“吾體中煩悶，恒假真茶，汝可信致之”，人們在經(jīng)常飲用茶葉的過程中，對有些地方出產(chǎn)茶葉的藥效，也已有所比較。這是晉以前我國文獻中提到的也是我們現(xiàn)在能見的最早的茶葉出產(chǎn)情況。我們引述這些所要說明的，是這些產(chǎn)地全部集中在巴蜀和荊楚二地；所以如此，顯然是與這二地出產(chǎn)茶葉的數(shù)量和質(zhì)量有關(guān)的。
在羅列了三國兩晉上述茶葉情況后，我們透過這些零星史實，聯(lián)系漢以前的茶史資料，多少也就能夠朦朧看出，這一時期也是我國古代茶葉文化系統(tǒng)初步形成的時期。如前所說，我國發(fā)現(xiàn)、利用和飲用茶葉的歷史雖然非常悠遠，但是從文獻記載來說，漢以前乃至三國的茶史資料十分稀少，以至對這時的茶，只能稱之為是一種只流傳巴蜀的區(qū)域性的簡單飲料文化。至兩晉以后，隨著茶葉文化與我國各地社會生活和其他文化的進一步相會、相融和相互影響，也隨著文獻記載的增多，這才初步顯示和構(gòu)建出了我國古代茶葉文化的特點及系統(tǒng)。舉例來說，由于士人愈來愈多的卷入飲茶行列，兩晉時，不僅出現(xiàn)了《登成都樓》、孫楚《出歌》等吟及茶事詩歌和出現(xiàn)了杜育《荈賦》一類專門描述茶的茶文化藝術(shù)，而且也為茶葉抹上了一層節(jié)儉、樸素、清淡廉潔的色彩，使茶葉文化多少注進了一些儒家“尚仁貴中”的基本思想。在吸收儒家思想的同時，隨這一時期道教和佛教在我國的廣為傳播，孕育中的茶葉文化，也自然地融進了不少道教和佛教的有關(guān)思想和文化內(nèi)容。這一點，我們從陸羽《茶經(jīng)》引述的《神異記》中的“丹丘子贈大茗”的故事，《食忌》關(guān)于“苦茶久食羽化”的傳說，就可明顯看出，這即是兩晉時茶葉文化受道教文化影響的反映。至于佛教，《茶經(jīng)》中也搜錄有晉《異苑》剡縣陳務(wù)?以茶祀墳獲報的故事，《續(xù)名僧傳》關(guān)于武康小山寺釋法瑤“飯所飲茶”的記載等等。
前者一看即知，宣傳的是佛教因果報應(yīng)思想；這里也清楚看到了佛教和我國茶文化的聯(lián)結(jié)。不過，這里需要補充?句，在晉以前或我國茶葉文化早期階段上，就佛教和道教對茶葉文化的影響來說，道教的影響可能大些和直接些。因為佛教雖說是西漢后期就傳至我國，但其教義的“中國化”，還是后來禪宗興起以后的事情。關(guān)于這一看法，有人可能會引“西漢僧人甘露師”植茶蒙山，來說明佛教與茶的關(guān)系比道教更早，其實蒙山茶的傳說，現(xiàn)在好象與佛教有關(guān)，但開始可能是道教所編或僧道共編的故事，是晉朝以后佛教為和道教爭奪肇創(chuàng)茶業(yè)的功績所編織出來的。這等于兩教在南北朝編造的《清凈法引經(jīng)》和《老子化胡經(jīng)》等偽經(jīng)一樣，前者稱釋迦牟尼的二個弟子：一為儒童菩薩孔子，一為光凈菩薩的老子；者則反過來把釋迦說成是老子西出教化出來的弟子。
所以，關(guān)于蒙頂茶系西漢甘露大師（不管此大師是僧是道）手植的傳說，純屬是子虛烏有的事情。這時的茶葉文化，除和儒、佛、道有所交融，在精神方面揉進了某些儒、佛、道哲學思想外，在物質(zhì)文化方面，也較漢以前有了不少提高。如漢以前，我們無法知道其時是否有專門的茶具和以茶為禮的情況，王褒《僮約》“烹荼盡具”、“武陽買茶”二句，前一句古作“炰鱉烹茶”，不作茶作苦菜解，后面的具當然也非指茶具；后一句雖然一般都肯定到武陽去買茶，但是否用來祭神敬客呢？就不敢說了。但是，西晉時，如《世說新語》任育長至石頭看到的“坐席竟下飲”；杜育《荈賦》“髟?陶簡，出自東隅，酌之以匏，取式公劉”等描寫，這時不但明顯看到了“以茶待客”的禮俗，而且這時對烹茶用水擇?，也已講究，以至各地每個人對飲茶用具的產(chǎn)地和式樣都有所推崇了。類似的例子還可舉一些，但就上述幾點，我們也能看出，這時我國茶葉文化的脈絡(luò)，已油然浮現(xiàn)出來。因此，我們也可以說，晉朝是我國傳統(tǒng)茶葉文化能可確定的形成階段。